第三小隊工作坊成果

戰後臺灣音樂史：那些被國民政府打壓和讚揚的歌曲

第三小隊：江睿欣、伍睿捷、李允中、林旻謙、陳翊晉、曹俞、黃惟、潘宇騰

一、前言

本論文研究核心為1950年代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政策背景及歌曲發展。為避免美國拋棄中華民國，且同時拉攏國際社會以牽制中共，戰後國民政府試圖落實原先「去日本化」，以及配合美國的「反共抗俄」立場，因此當時國民政府決定以立法約束人民以便控制人民行動，進而方便管理其他政務。如同過去《中央日報》曾提到：「蔣介石勉勵全國青年，要實現三民主義、保衛中華民族悠久的傳統文化為己任，又說到中華民族最值得考驗的，就是光榮的歷史，和悠久的文化，並勉勵大家完成反攻復國的任務。」因此，國民政府實施高壓統治以穩固自身權力，並在戒嚴後增修許多法律用以規範百姓的文化活動，由此推論當時政府的法律形成了一個無形，卻也有力阻隔人民與自由創作之間的邊界，而另一個無形的邊界則是過去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執政時期之間的邊界。

以語言層面來說，當台灣被中華民國接收後，國民政府希望台灣民眾盡快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學校不應再說日語、再用日本課本也不可以在外部場合說其它方言或上其它方言課程。除了這些方言課程，些許本土影視作品也會被打壓。以戲劇而言，在《雲州大儒俠》中，為宣揚中華文化，強迫加上「中國強」這個角色；廣播與電視節目則是根據1963年頒定《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其中第三條規定：「廣播電視台對於國內的播音語言，以國語為主，方言節目不超過百分之五十。」可見當時對本土文化的打壓。國民政府先後以《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推動國語運動》、《出版法》和《廣播電視法》等來控管流行歌曲的錄製、播放及演出。由此可知，當時政府對於人民文化活動限制是十分嚴苛及繁瑣的，甚至包含娛樂層面。

本論文將聚焦在當時的流行歌曲，探討背後被推舉或被查禁原因。首先以兩首當局不認同卻傳唱於民間的查禁歌曲，以及兩首受到政府抬舉的愛國歌曲，進行歌詞分析，並探討查禁歌曲所需的法條依據。在此討論之下，許多歌曲因不同的理由而被推崇或查禁，造成了許多的恐慌和不必要的困擾。

因此，本論文將分析兩首被打壓的歌曲〈四季紅〉、〈望春風〉，以及兩首被推舉的愛國歌曲〈古月照今塵〉、〈中國一定強〉，並嘗試找出查禁、推崇歌曲的原因與政府推廣文化政策之關聯性，以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二、被國民政府查禁之歌曲

播遷來臺的國民政府於1949年（民國38年）為維持政權穩定性與避免臺灣民眾反抗心態，正式實行戒嚴令，箝制媒體、出版、藝術等方面三十八年。本文著重探討戒嚴時期當局對於民間音樂所進行之禁歌行動，與其後續相關音樂查禁事件。上百首民間熱門歌曲當時皆被國民政府認定「不合規範」而禁止傳唱，此行為在民國五零年代達到巔峰。例如，在1969年（民國58年），姚蘇蓉女士受邀至高雄金都樂府表演，應歌迷要求演唱成名曲〈負心的人〉，該曲為當代禁曲，故員警自臺下將她帶離演唱現場。

自民國四零年代小型家庭式唱片工廠興起，面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流行音樂，國民政府精神緊繃地進行封禁行為。然審查標準在當時並未有一套共識，官方僅給予含糊說詞如「詞句頹喪」、「鼓吹中共」、「諷刺黨政」等等。直至民國五十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編印《查禁歌曲》後才有明確標準將歌曲封禁。該書記載的十項標準與上述說詞雷同，推測是將上述查禁理由加以統整並以明文告知，即具法律效力。列表中以臺語歌居多，國語歌和客語歌曲占少數。下段主要針對國民政府對「四、月、望、雨」中的〈四季紅〉與〈望春風〉之查禁進行分析。

〈望春風〉、〈四季紅〉為日治時期所創作，作曲鄧雨賢先生素有「臺灣民謠之父」美稱，而兩曲作詞李臨秋先生尚有許多著名傳世作品。國民政府（下文簡稱「政府」）遷臺初期便發現臺灣群眾經常哼唱鄧雨賢先生的作品，爾後當局以「靡靡之音影響軍民士氣」、「日語軍歌」為由將兩首歌曲進行查禁。為穩固及合理化自身執政地位，戰後初期的政府特重日語歌曲管制，積極「去日本化」與「去方言化」，中後期行動則帶有濃厚反共及愛國色彩，臺語、客家語歌曲遭受當局更加強烈打壓，倖免者微乎其微。上述二曲歌詞皆以臺語演唱，日軍改編為軍歌亦是政府所注意之緣由，被列為禁曲可想而知。

然而正如前述，〈望春風〉、〈四季紅〉為當地耳熟能詳的歌謠。〈四季紅〉發表於1938年，以四季描述男女之間戀愛情境。該曲廣泛流傳民間，與〈四月望雨〉另外三首都是日治時期便流行的臺語歌曲。國民政府遷台後卻禁止這首歌曲的傳播，政府查禁理由眾說紛紜，以下將綜合所有查詢資料，對〈四季紅〉歸納出四點當局可能的禁止原因。

最普遍可見的理由為國民政府認為歌名中的「紅」，涉嫌與對岸「紅軍」有關，是以被迫改為〈四季謠〉。其二，這是首臺語歌曲，政府遷台之初施行「說國語運動」，強力地打壓非國語的語言，包括客語、日語以及臺語。也因如此，〈四季紅〉才會遭壓迫。其三，此曲創作時代為日治時期；當時國民政府極力將日本文化從臺灣移除。關於作詞人李臨秋先生之子李修鑑先生在回憶其父的文章提到：李臨秋先生曾經說過他是為中下階層的人們寫歌，而非為達官貴人賦詞行錦上添花阿諛諂媚之舉；他的作品真實反映社會心聲，這與政府遷台之初限制人民思想自由相悖，此為所列第四個原因。綜合以上各項理由，〈四季紅〉的查禁原因較偏向於民國50年出版的查禁歌曲中的第一條：「意識左傾、為匪宣傳」及第九條：「文辭粗鄙、輕佻嘻罵」。而下面我們即將討論的歌曲〈望春風〉則較偏向於第八條：「時代反映錯誤」及第十條：「幽怨哀傷、有失正常」。

第二首所進行分析的歌曲也是鄧雨賢老師與李臨秋先生創作的〈望春風〉，這首歌曲比〈四季紅〉更加具有代表性，也比〈四季紅〉更深植於臺灣人的心中。人們認為〈望春風〉的創作與〈西廂記〉有關，李修鑑先生澄清了這項錯誤的理解：〈望春風〉的靈感來源是其父所居住的淡水河，日後發展出的見解則是偶然。但究竟是何故導致一首名曲遭到查禁？原因與〈四季紅〉的第二、三、四個原因略有雷同，而此曲的查禁之所以比起〈四季紅〉更廣為人知，不僅僅是這首歌為〈四月望雨〉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更因曾被改編為日本軍歌〈大地在召喚〉，宣揚「大東亞共榮圈」理念。除上述理由，臺灣臺語界的「永遠歌王」文夏先生曾在受電台訪問時說出他所聽聞的理由：「臺灣人的生活那麼富裕，哪需要望啥麼春風？難道是望共產黨來解放台灣？ 」然而政府發現到〈望春風〉在臺灣民間的普遍性後，亦將此曲填為反共歌曲。

綜上所述，可發現這些歌曲被禁止的理由不外乎與中共或日本有關聯，可見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當時人民反抗相當恐懼。事實上，縱然政府百般禁止，仍無法阻撓眾人對歌曲越發越盛行的傳唱，官方與民間在藝文自由方面的長期抗爭直至解嚴方休－－這是一場長期的、持續的爭取自由意識的行動。

三、被國民政府讚揚之歌曲

在上一個部份探討完被查禁歌曲，也要了解到國民政府施行文化政策下的一體兩面—所以我們要認識被擁戴的歌曲。

在被讚揚的歌曲方面，其中一首是夏之秋先生所寫的《歌八百壯士》。該歌取材於真人真事。被稱為《八百壯士》的中國守軍在謝晉元團長的率領下，堅守在上海的四行倉庫，與日寇浴血奮戰。桂濤聲為此寫下了詩作《歌八百壯士》，夏之秋先生讀後激動得一夜未睡，連夜譜曲，創作出《歌八百壯士》，又名《中國一定強》。這首歌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將其正式更名為《中國一定強》，它便隨著國府來到臺灣，並被視為反共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精神代表，因此被國民政府大力推動。

中國一定強　中國一定強　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一定強　中國一定強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

四方都是砲火　四方都是豺狼

寧願死　不退讓　寧願死　不投降

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　飄蕩　飄蕩　飄蕩　飄蕩

八百壯士一條心　十萬強敵不敢當

我們的行動偉烈　我們的氣節豪壯

同胞們起來　同胞們起來　快快上戰場　拿八百壯士作榜樣

中國一定強　中國一定強　中國一定強　中國一定強

一定強　一定強　一定強　一定強

從歌詞中「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這幾句還有「八百壯士」一詞可以看得出，為了將台灣打造成反共復國的模範基地，將抗日民族英雄的故事放入歌曲傳唱，加深民眾對於國民黨蔣氏政權的認同，也加深反共的合理性。

另一首則是由文章先生演唱的《古月照今塵》，創作的背景是因為從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1950年代到民主改革的1980年代，臺灣經歷了韓戰、退出聯合國、加上越戰後美國撤軍導致南越政權崩潰，以及中美斷交，臺灣面臨風雨飄搖的外交震盪——在國際外交局勢不穩的情況下當前政府必須要穩定民心和危如累卵的國家前途，所以用大中華為號召，希望能夠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首歌把中國人心中的歷史情節，中華情節表現得厚重透徹。在歌詞中也從回顧中華五千年歷史，隱約中訴說著反攻大陸、維持正統中國的理想。

一部春秋史　千年孤臣淚

成敗難長久　興亡在轉瞬間

總在茶餘後　供予後人說

多少辛酸　　話因果

百戰舊河山　古來功難全

江山幾局殘　荒城重拾何年

文章寫不盡　幽幽滄桑史

悲歡歲月　　盡無情

長江長千里　黃河水不停

江山依舊人事已非　只剩古月照今塵

莫負古聖賢　效歷朝英雄

再造一個輝煌的漢疆和唐土

以上兩首的共通點有面對敵人（像是中共或是日本軍國主義等）時充滿鬥志，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這些概念被撤退至臺的國民政府所推崇。而國府在臺灣施行的文化政策相關內容如下所述：「國府文化重建政策是，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心理建設的部分是推動（文化建設、中國化運動）目的在『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而語言、文字與歷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

經過以上相關的政策推動後，產生了隨國民政府撤至臺灣的軍民、中國共產黨以及臺灣本土人民三方產生的明顯邊界，不管是在政治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或是在語言上（華語和臺語）的對立。面對敵人時充滿鬥志這點對到的邊界，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國民政府將臺灣定位成反共復國的基地，所以對臺灣地區傳唱的歌曲大力管控，和中共統戰歌曲以及臺灣剛結束日本殖民統治沒多久的被殖民時代創造的歌曲，形成非常明顯的族群邊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應到華語和臺語的邊界，運用大中華民族當號召，刻意貶低臺語歌曲，並大力推行華語愛國歌曲，將臺灣地區的文化展現中國化。

四、結語

在戰後初期中華民國為了在台灣早日實現「去日本化」及「復興中華文化」以達中國的文化重建遂對台灣人灌輸「中國人意識」，對台灣人民進行「中國化運動」。因此對於台灣地區原有鄉土語言（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進行打壓，也透過「國語」的修訂加速中華民族主義延長到剛接收的台灣。在本次研究的主要背景之下，我們對於當時相對應的歌曲出版政策，以及被壓迫及讚揚的四首歌曲進行分析。

如前項所述鄧雨賢先生的〈四、月、望、雨〉中的〈四季紅〉、〈望春風〉，時至今日被查禁原因仍眾說紛紜，一說為日治時期被改為軍歌而被查禁如「望春風」被改為〈大地在召喚〉（古倫美亞29949），二說為歌曲過於腐糜、有頹喪人心之嫌而被查禁，而〈四季紅〉更是因為歌曲名稱有個「紅」而被認為與共產黨的紅太陽有所關連而被查禁甚至被改為《四季謠》。但關於大多查禁原因則多為後人自行推測，真實原因由於相關檔案仍尚未解密而無從得知，為此次研究的限制之一。但值得注意的國民政府來台時也發現，百姓口中哼哼唱唱的旋律，經常離不開鄧雨賢的作品，所以也曾將〈望春風」填上保密防諜相關內容的歌詞：「無中生有造謠言，匪諜真荒唐，搬弄是非違法紀，叛亂的勾當...」。也就是說，國民政府雖對於人民凝聚意識有所畏懼，而對歌曲進行查禁，但仍不敢忽視其傳唱的廣度及人民的愛戴程度。也因此到最後有進行對〈望春風〉改編的行為，達成另一層面的宣傳目的。這對於本次的邊界探討中值得注意之處，即因為政府無法設下對於歌禁的邊界而只好屈服於民意，但是達到另一種宣傳目的。.

反之，被政府推崇的歌曲則相對單純。除了必須為「中華民國標準國語」外，也須具有反共抗俄及濃烈中華色彩的精神以達宣傳效果。如前述所提到的〈中國一定強〉政府極力推動反共愛國歌曲的情形之下，被國民政府大力推動可以看得出，為加深民眾對於國民黨蔣氏政權的認同，也加深反共的合理性，利用日常的歌曲來進行宣揚。而〈古月照今塵〉則是台灣正值國家認同的動盪時期，為穩定民心及加深對中華文化正統性所誕生的產物中國人心中的歷史情節，加上歌詞中對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刻發揮的淋漓盡致，藉以希望激發台灣人民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這也是在邊界討論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外界的勢力造成的邊界拉扯，而政府試著以歌曲的方式來堅定邊界。

綜上所述，在國府初來乍到之時，對於歌禁的邊界是透過人民無形的衝撞，間接促成政府的妥協，而且也在妥協的過程中取得不同的宣傳方式。而另一種則是政府對於動盪的邊界透過歌曲宣傳的方式來穩定局勢。而筆者也發現在戰後台灣初期的音樂的邊界，正因為音樂的活耀性，而使他的邊界不斷變動，音樂不僅改變邊界，同時也有穩定邊界、安定邊界的功能。

四、研究限制與展望

此次研究受限於篇幅以及資料蒐集時間的關係，對於後續的邊界研究並無法做過多篇幅的展現。

首先從歷史流變的方向，如在歌禁時期這些家喻戶曉的歌曲是如何得以延續，或是後續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所間接引起的民歌運動所產生出的突破邊際問題。甚至是在歌詞出版審查政策從警總到新聞局後續的影響，這是本次研究美中不足的地方。

而以語言方向出發，雖然對於台灣鄉土語言進行嚴重的打壓，那麼經過嚴重的打壓又是如何得以延續。而在之後的本土語言復興運動，又是如何快速的登高一呼的成功，這是往後可以進行討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