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小隊工作坊成果

歷代長城的意義與變遷──以春秋至隋唐長城為例

一、前言

　　歷代長城位置略為不同，防禦對象與意義也隨著時代變遷，我們所學到的大家都是用於防禦北方、西北方外族。長城概念起於春秋楚長城[1]，歷經秦代連起戰國各國之防禦牆，隋唐重新修築長城，至明代，才成為我們當前所熟知的「萬里長城」。

長城之於古代華夏民族之重要性，不僅僅只有防禦功能，也有劃界、與區分胡漢等，成為古代重要的「邊界」，歷代也有許多關於戍守邊疆的文學作品、歌謠、軼聞故事，更體現了長城除了軍事用途外，也是相當重要的精神指標與吟詠對象。

　　本文將以文獻整理，爬梳隋唐二代長城意義之變遷，整理歷代用以防禦北方與西北方外族之實體長城，位置與意義的變遷，並以史料蒐集較容易、長城用途有顯著變化的隋唐為主要研究範圍。

二、正文

（一）春秋戰國至秦漢

　　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修築長城之目的是為了「劃界」，如魏國邊界對秦國所興建之長城便是此用途。《史記•秦本紀》：「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2]秦境。」[3]魏國築長城是為了界定魏國和秦國的邊界；另一目的則是用以防禦外族入侵，如《史記•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4]顯示此時的秦長城為秦對北方外族所修建之防禦牆。

遂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連接春秋戰國以來修築的長城。其目的是為了防禦北方的外族入侵。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5]可見秦朝修築長城比起戰國時期秦國，更有效的防禦了外族。

　　而長城的另一象徵意義是代表了秦北方的疆域範圍。《史記•秦始皇本紀》：「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6]顯示長城具體位置作為秦政權所認定的疆域北界。

　　到了西漢初年，政府主張無為而治，長城的位置並無太大的變化。直至漢武帝時期，國勢強盛，長城對漢武帝而言是秦朝疆域的北界。而漢武帝越過長城，攻打北方外族，代表西漢的疆域於此時相較秦朝更往北推進。如《漢書•武帝紀》：「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7]。

（二）魏晉南北朝

　　到了西晉時期，司馬炎終結三國紛亂一統天下後，沿用秦漢時期的長城，抵禦北方的外族。

　　《晉書．唐彬列傳》：「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亙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8]守將唐彬恢復秦朝長城，派兵駐守各關。永嘉之禍後，群雄四起，最後托拔珪將北方統一建立北魏，然北魏雖爲鮮卑建立，為胡人政權，但從史料可得知朝內仍支持於疆域北方築長城以禦狄，這裡我們也可以連結「天下」概念，原先於秦漢時期被視為北方外族，如今卻也將自己加入「中國天下」，進而去防守另一群被視為外族的人。

　　《北史．高閭列傳》：「高閭上表孝文帝曰：『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9]高閭上表北魏孝文帝建議於北方六鎮外築長城。北魏分裂後，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此時期長城的大規模建築主要是北齊進行，然而北齊除了防禦北方外敵之外，還向西加築長城布重兵以禦北周。

　　《北史．顯祖文宣帝本紀》：「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10]，又：「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11]此二段也敘述築長城以禦北周與北方外敵。

　　最後楊堅篡北周而建隋，新建之初，政局不穩，為防禦突厥與殘餘北齊勢力，聯合南侵，整頓長城，以禦北方勢力。如《北史‧長孫道生列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12]突厥可汗藉口與北周姻親關係，而與北齊殘黨聯合共謀南侵，隋文帝於是修長城、布兵北方抵禦。

　　總結以上可以得知在魏晉南北朝時，長城以防禦外敵為主要功能，而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用長城來劃界之作用，如今已非主要用途。

（三）隋唐

《北史．崔挺列傳》：

　　宣帝嗣位，為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隋文帝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13]

　　隋文帝篡北周建立隋朝，在朔方、靈武修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隔年，在朔方以東的緣邊險要又築了數十城，防禦突厥和殘餘北齊勢力入侵。因為隋朝無法單單使用兵力來達到嚇阻的效果，甚至可能不敵外患的兵力，所以需要修建長城來增強邊界的防禦能力

《隋書．長孫覽列傳》：

　　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14]

　　開皇元年（581AD），突厥可汗攝圖藉口與北周姻親關係，勾結北齊殘餘勢力南侵，高祖新立感到害怕，於是修築長城，屯兵北境數萬防備。對於新政權的建立，國勢的不穩定也是修築長城的理由之一，結束亂世的政權對於國內的穩定會更注重，隨採取守勢也是不得已。

《通典‧食貨二》：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開皇三年（583AD），侵犯隋朝邊界的不只有突厥，還有吐谷渾，顯示外患的影響嚴重，有長期抗爭的趨勢。

　　由上述分析可知，從文帝到煬帝不斷的修築長城來防禦外族，例如：突厥，吐谷渾，故可推測隋朝因為軍事實力不夠強悍和希望以國內安定為主，所以藉著修築長城作為抵禦外族入侵的手段。

　　唐代位於西北的長城，位置上並無太多改變，但就唐代之攻防意義上，卻出現明顯的變化。

　　《舊唐書．東夷列傳》：「（貞觀五年，631 AD）詔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觀。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15]太宗遣司馬長孫攻打高麗，高麗王建武害怕唐朝軍事威脅，故建築長城以禦唐的侵略。唐朝軍事的強大，改變了以往「由漢人防禦外族」，轉變為「由外族防禦漢人」。

　　《舊唐書．李勣列傳》：「（貞觀三年，629AD）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16]。今我用勣守幷，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17]昔日隋代建長城以抵禦外族，太宗利用將領李勣戍守邊防，故我們推測唐朝前期使外族不敢侵犯的原因是軍事實力強大，且比長城抵禦外敵的效果更卓越。也突顯出到了唐代，長城的實際效果下降，轉而取代的是唐朝強大的兵力，使外族不敢來犯。

　　唐的軍事實力勝於外族，並使外族臣服於唐 ，如《新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四年，630AD）二月己亥，幸溫湯。甲辰，李靖及突厥戰于陰山，敗之。.......，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月戊戌，西北君長請上號為『天可汗』。」[18]史料中得知，唐擊敗突厥，成為天可汗體系的領導人，是兩體系的一大轉變。從中我們也可思考李氏政權作為兩體系的共同領袖，對北方游牧集團與中原農業族群的影響。

　　天可汗的體系在隨末其領導人是突厥，而李氏政權在隋領導下的皇帝體系外，也同屬於天可汗體系裡的一員，兩者的關係在天可汗體系裡是君臣的關係。直到後面隋末戰爭中李氏政權代隋成為皇帝體系新的領導者，並且在之後擊敗東突厥，使天可汗的體系的領導權也落入李氏政權的手中，形成兩體系的最高領袖為同一政權的雙聯王朝。由此，北方游牧集團與中原農業族群的潛在衝突也隨此局勢獲得調解，同時在唐對外關係的軍事優勢下，利用長城禦敵的必要性也在其中逐漸淡化。[19]

第三章 結論

　　從上述史料整理中，我們可得知：　　

　　春秋戰國時期，長城的功用主要在於劃界與防禦外族入侵；秦代長城相較春秋戰國時期更有效防禦外族，同時存在區分北方疆域範圍的意義；漢代長城也代表漢疆域的北界。

　　北魏雖為鮮卑政權，但也一樣興建長城，防北方外族再入侵中原農業地區，更代表統治族群也將自身納入中國的概念，此時長城已以防禦外敵為最主要功能，劃界功能則大大退縮。

隋代兩位皇帝皆大幅修築長城以禦外族；唐代前期則是以軍隊戍守邊疆地區取代修築長城，並在擊敗突厥後，獲得北方各遊牧政團所組成之天可汗體系的領導權。這樣的狀況下，實體長城防禦國土的功能也逐漸被軍隊及外交手段取代。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自秦代至隋唐，長城的意義自劃分國界與防禦外患並行，逐漸轉化為防禦外患，至初唐時，則以軍事力量與外交體系取代長城防禦外患的功能。

四、註腳

[1] 楊曉宇，〈春秋楚長城：中國最早的長城〉，《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6期（許昌）

[2] 界：區隔、劃分

[3]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1影金陵書局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以下簡稱《史記》）卷五，〈秦本紀〉，頁202

[4]《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頁2885

[5]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80

[6]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40

[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6影王先謙漢書補注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以下簡稱《漢書》），卷六，〈武帝本紀〉，頁189

[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影金陵書局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以下簡稱《晉書》），卷四十二，〈唐彬列傳〉，頁1219

[9] ［唐］李延壽撰，《北史》（台北：鼎文書局，1980影元大德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以下簡稱《北史》），卷三十四，〈高閭列傳〉，頁1256

[10] 《北史》，卷七，〈顯祖文宣帝本紀〉，頁253

[11] 《北史》，卷七，〈顯祖文宣帝本紀〉，頁253

[12] 《北史》，卷二十二，〈長孫道生列傳〉，頁817

[13] 《北史》，卷三十二，〈崔挺列傳〉，頁1176

[14] ［唐］魏徵等撰，《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影宋刻遞修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以下簡稱《隋書》），卷五十一，〈長孫覽列傳〉，頁1330

[15] ［唐］杜佑著，《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卷二，〈食貨二〉，頁44

[16] 虜：中國古代對北方外族的貶稱

[17]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1影清懼盈齋刻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卷三，〈李勣列傳〉，頁3818

[18]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1影北宋嘉祐十四行本，轉引自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卷二，〈太宗本紀〉，頁31

[19] 甘懷真，〈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台大東亞文化研究》5期（台北：2018），頁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