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隊工作坊成果

服飾與階級：1899與1912年的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為例

一、緒論

「服飾」是人類外表的一種裝飾，代表一個社會及文化上的意義，而「服裝文化」藉由納入人類的文化活動，使服裝作為符號與人的理性思維、感性觀念，乃至市場價值、社會資本等多層面的價值互動。於文化層面上，著裝標準及如何著裝能反映出有關典範、宗教、性別及個人特色等，而經濟層面上，服裝則能作為展現文化資本、職業、社經地位之手段。

在日治時期之前的清代，各個社會階級之臺灣民眾日常衣著皆以清制服裝為主。日治時期以降，不斷汲取西方文化的日本政權將西洋與日本的服裝文化一齊帶入臺灣社會，使過去以中國款式為主的臺民服裝轉而呈西洋式、日本式及式等中國式之不同風格分列並陳。因此，或可謂日治時期乃臺灣服飾文化朝向現今情況發展的關鍵時期。

台灣在1895年到1945年總共50年的日治時期間，從中國文化和臺灣文化銜接到日本文化再接觸西方文化，尤其在日治時期間又有日本人移入臺灣居住，形成「臺灣人」與「日本人」兩個不同文化圈之間的界線。各階級之人民的服飾文化必然將被不同方面的外力(例如自然環境、財力所及、社會角色、道德觀念、統治者的政治意圖和政策安排等)以及各人內心的意識形態所左右。透過將一手史料「台灣日日新報」與各種當代統計資料和文化象徵的變遷紀錄進行交叉比對與分析，我們是否能看到日治時期的「領薪階級漢人」與「勞動階級漢人」和「領薪階級日人」與「勞動階級日人」這四個階級在文化交融、統治者政策、衣服材料與成本等因素交織下所責成之差異？

「台灣日日新報」系日本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報」，其報導之內容所抱持之立場和觀點有較偏向殖民政府之疑慮，然，這也使就其史料中所傳達的字裡行間來分析出「服飾」帶給不同族群和階級中劃定出的無形界線成為可能。另外，這些第一手史料是否完全帶有台灣殖民政府的主觀意識，亦值得探討；而史料中所提到各種階級宜用之布料是否和當代民間使用狀況相符？是否為順著殖民者之政治意圖進行變化？還是單純僅為總督府在進行過民間普查後得出的結論？在以下內文中將透過史料的分析以及當代的統計資料對「領薪階級漢人」與「勞動階級漢人」和「領薪階級日人」與「勞動階級日人」這四種上下層階級中服飾種類和材質所造成的差異和邊界進行探討。

二、正文

在日治時代早期，下層階層和上層階層的穿著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差別，由於西化尚未普及，以及漢人本身的自我民族認同感之問題，樣式多是以中式為主。下層階層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穿著輕便好勞動的服飾，一方面是因為西服昂貴，即使是有穩定收入的日籍公務員也難以負擔，相對來說台灣衫便宜且替換方便，大部分人民皆以台灣衫為正宗。在這時期，穿著和服是一種地位及財力的象徵，部分上層階級的漢人女性會刻意穿著和服以彰顯自己的階級地位，與他人做一個區別。

日治初期政府並未明確規定漢人的衣著，因受西化的影響，女性雖仍然穿著傳統服飾，但卻由寬大的樣式逐漸變得合身，盛裝出席的裙裝也以套裝式的直筒裙為主流。

下層階級男女皆以衫和褲等兩截式為主，在有需要參加正式場合時，男生多會穿著長袍、馬褂，而女生多穿著一件式的長裙、裘、襖。而上層階級除了衫和褲之外，還多了織哥裘等能顯示地位的服裝，在正式場合多穿著和服、西裝等等。

雖說人民們的服飾看起來似乎很相似，但在這大同之中還存在一些小異，比如說纏足的婦人皆有穿著飾褲，而中部婦人的飾褲概用白布上繡以黑花，南部婦人從嘉義以下皆以綠布為底，不做刺繡。

服裝開襟方式有四種（大襟、對襟、直襟、琵琶襟）因男女或場合需要穿著的服裝不同，選擇的樣式亦也不同。比如說女童服飾多使用直襟，而男子多穿著對襟樣式的服飾。

服裝材質之差異，根據一手史料顯示，一件夏衣，上流社會人民會以紗絹等較高檔的布料為織衣材料，由於一匹上等的夏布約七圓，中等的也需要約四圓，而一位台籍教師的起薪約是21圓，在當時台籍教師的薪水已超越絕大多數台灣人，一匹上等夏布仍需花上他們一半的薪水，因此對於中等家庭及尋常人家無疑是一大筆費用甚至無法負擔，所以下層階級的夏衣則多以夏布參雜著洋紗製成。1930年代後隨著西式教育的普及，年輕女性逐漸改穿洋裝、日式和服，難以區分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此不多做討論。

夏布缺之 上流社會，生活程度，高者不難以紗絹，為製夏衣之材料。而中等及尋常人家之夏季衣服，以夏布與洋紗為合宜。今夏洋紗無處購買，夏布暢銷，因暢銷而高價格。如衫料一件，上等者須七元，中等者須四元以上。至長樂本色夏布之在福州，如九牛一毛，製就榔褲二件，至少亦須三元。若有洋紗，則各色布料之價，當不如此之昂貴云。(註一)

1920年台北師範學校舊制本科畢業生出任薪俸概況(註二)

1937～1938台北地區生活各方面支出比例(註三)

1899年的日日新報中說到了「衣服—下等婦女之衣服，只備嚴冬一季之衣，每著一襲，必歷一季，遇春來始一濯，其污穢固不待言。至於富家之婦女，不問生活上之緊要，衣錦披羅，四季衣裳，種種鬪麗，甚至製衣服時，必請人裁縫，許多浪費，不顧家事之重輕，惟每日傅粉塗脂在閨房中，爭憐奪寵。更有一種長舌厲階者，囤積自己財產，唆使自己家庭不睦，致骨肉相殘，兄弟離散，此皆教育上之缺點也。」

由於台灣日日新報為日本官方所發行的，且讀者多為有能力加入反抗政府的讀書人，而其中不乏利用服飾資源的差異來強調上層和下層的差距，根據史料中所描述，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層階間服裝的區別，而造成此區別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地位、經濟能力、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性質之不同，下層婦女經濟能力差，連日常所需之衣物都必須得「每著一襲，必經一季」，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官方有刻板印象，難道每位下層婦女都如此嗎？同樣的問題也一樣發生在富家婦女身上，「不顧家事之重輕，惟每日傅粉塗脂在閨房中，爭憐奪寵」明顯是刻意醜化富家婦女，矮化下層婦女，使其造成仇恨對立。至於富家婦女沒有生活上的壓力，如她們有辦法一次擁有數件衣服，而製作衣服時必由專人訂製用材昂貴，過程繁雜浪費，以貼近當權者所認定的「上流社會」。她們不顧慮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在閨房中塗抹胭脂、爭憐奪寵，不惜私吞財產，唆使親人間反目成仇，兄弟鬩牆。

衣服 下等婦女之服，只備嚴冬一季之衣，每著一襲，必歷一季，遇春來始一濯，其污穢故不待言。至於富家之婦女，不問生活上之緊要，衣錦披羅，四季衣裳，種種鬪麗，甚至製衣服時，必倩人裁縫，許多浪費；不顧家事之重輕，為每日傳粉塗脂，在閨房中，爭憐奪寵；更有一種長舌厲階者，因積自己財產，唆使家庭不睦，致骨肉相殘，兄弟離散。此皆教育上之缺點也。(註四)

根據以上史料的敘述，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層階間服裝的區別，而造成此區別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地位、經濟能力、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性質之不同。但對於漢人和日人間的差距去無法從史料中看出，我們推測是因為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官方文本，其中並不會特別討論到漢人和日人間的階級距離，避免漢人仇視日人。

由於台灣日日新報為日本官方所發行的，且讀者多為有能力加入反抗政府的讀書人，而其中不乏利用服飾資源的差異來強調上層和下層的差距，不免讓人聯想是否有試圖造成階級間對立的嫌疑，尤其是在士紳階級，將其個別案例放大渲染、以偏概全。

三、結論

根據以上史料的敘述，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層階間服裝的區別，而造成此區別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地位、經濟能力、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性質之不同。但對於漢人和日人間的差距去無法從史料中看出，我們推測是因為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官方文本，其中並不會特別討論到漢人和日人間的階級距離，避免漢人仇視日人。而其中用於描述上層和下層的文字，皆能看出日人對於漢人的歧視，尤其是對於女性，像史料中所提到的「遇春來始一濯，其污穢固不待言」，放大了日人對於台灣中下階層女性的偏見，而對於上層的女性，臺灣日日新報則以少數且較極端的例子來概括全體。至於圖二所提及布料價錢是否為當時真正市場上價格抑或是政府為了政治因素而刻意的利用報紙來影響價格，我們曾試圖搜索當時市場上普遍流通的布價和民間布料的實際使用狀況來反駁日日新報，但由於資料的不齊全以及時間壓力，而不了了之。

我們曾查詢過〈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總督府統計書〉等等紀錄，但上述文獻大多只記錄米、糖、樟腦等重要商品，對布料的 紀錄少之又少。因此，我們無法下定論說布料的真實情況。

註一:

〈榕垣紀事 夏布缺乏〉，《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20年7月4日，第6版。

註二:

參見鄭文棟，〈日治時期公學校臺籍教師之薪資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註三:

參見王慧瑜，〈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註四:

南樵，〈台灣婦女生活界 衣服〉，《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1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