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範例：王威、雷鎧亦、官柏勳

如何寫一篇小論文─以「蜑」為例

王威、雷鎧亦、官柏勳

前文

我們對「族群」的認識是什麼？使人群得以成為族群的，是相同的文化、語言、共同的身體特徵嗎？相同的族群，是否意味著擁有共同的居住地與起源？又是否存在一歷時性的「族群」共同體？凡此類問題，其實都涉及了族群的認同和其劃分「我群」和「他者」的邊界。然而「邊界」的產生又真是自然而然，不證自明的嗎？其實，我們習以為常的「族群」分類與看似客觀的邊界劃分，常是因權力的運作或是人群之間的資源競爭、分配所致。本文試圖透過討論中國東南沿海的「蜑」，呈現「邊界」的形成、維持和變動與當地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的關聯，以及在此過程中「族群認同」的歷史脈絡。

現今對蜑的理解

所謂的「蜑」群體究竟為何？現今的人們如何認知「蜑」此一群體？我們首先著手分析現今對蜑民的認知，以期對本文所欲討論的「蜑」概念有一大致了解的輪廓。

就其分布地域而言，現今人們認知中的蜑民，是一群分布在廣東、廣西、福建和浙江沿海和江河上的渡船人家。異言之，「蜑」指代的是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的一類人群。明清時期，大量東南沿海的方志或民間文獻，也處處可以看到「蜑」的蹤跡。甚至早在宋代文人周去非所著《嶺外代答》中，對「蜑」便有如此描述：

蜑蠻

以舟為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 蜑也欽之 蜑有三一為魚 蜑善舉網垂綸二為蠔 蜑善沒海取蠔三為木 蜑善伐山取材凡 蜑極貧衣皆鶉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

從定義來看，似乎可以發現「蜑」之所以被稱「蜑蠻」，是因為這群人與漢人的生業不同。但這能被解釋為有一個具同一性的「蜑」族群，不同於「漢」族群而存在於歷史脈絡之中嗎？其實，過去部分歷史學家以及人類學家在解讀歷史文獻時，往往以現今對「族群」概念的認知，去理解歷史文獻中的「蜑」，由是嘗試從體質、語言、文化等範疇，作為區分蜑人和漢人之間的標準。然而在運用這類劃分工具時，卻常遇到許多標準上的模稜兩可。

1920年代，廣州國民政府在人口統計中，特別區分出「蜑」的人群分類並加以統計，但另一些人口報告卻在「蜑」此一範疇下，得出不同的人口數字。蕭鳳霞和劉志偉對此的看法是，在地方社會中，究竟哪群人為「蜑」人，是存在某種程度的爭議的。廣東嶺南大學在民國時期的蜑民調查中，明確地將蜑民定義為一特殊人群，然而學者陳序經卻對如何定義蜑民保持疑惑。即便從體質方面進行方析，學者也指出蜑民與漢人之間的差異非常微小。至此，若這群在當代被指為「蜑」的人群，在文化、語言和體質上與「漢」幾無不同，那麼究竟「蜑」是什麼？若是一歷時性共存的族群，那其與「漢」的區分又在哪裡？或許唯有將「蜑」此一標籤放在歷史變遷中，方能解答當代人群區分所引發的爭論和疑惑。

邊界的游移

關於「蜑」之記載，其蹤影最早於約莫五世紀的《南齊書》中出現：

愍帝建興元年，刺史周顗避杜弢賊奔建康，陶侃為刺史，治沌口……桓溫平蜀，治江陵……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蜑，田土肥美，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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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蜑的最早記載是在關於荊州地方的史料中出現的。荊州位於今天的湖北地方，亦處於長江流域之中。而隨時間推移，在唐代官修《晉書》中又言：

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蜑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將軍桓豁遣師討平之。

又唐李延壽《北史》：

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

又《舊五代史》：

李承約……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蜑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

天門郡位於今湖南石門、張家界一帶；信州、巴州、邛州則皆位在今四川省境內，可見此時的「蜑」指涉分布多集中於長江流域水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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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中的「蜑」，多以「蠻蜑」、「蜑賊」的形象現形，這類用語暗示了此時「蜑」所指稱的是與蠻相同的境外他者，並且會對所謂的「漢」，或中原王朝下的農業社群眼中形成某種實質性的威脅。因其文化、生業和社會關係並無詳細描述，此時的「蜑」究竟是否與今日認知中，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的蜑民為同一類人群仍有待商榷。

直至兩宋，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之中：

蜑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

前文所引之《嶺外代答》也出現了「蜑」的身影，其書為周去非任桂林縣尉與欽州教授（約略近於今天的兩廣地區）時所作。由此可知，此時「蜑」之指稱或可說由長江流域向沿海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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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明清的地方志、詔書中屢屢提到「蜑」，其形象亦逐漸明晰，並轉變為住在船上，以捕魚、蚌和採珠為業的人群；蜑丁、蜑戶之名，也顯示此時的「蜑」已可指稱為帝國編戶齊民體制下的一員。

總結以上，藉由運用不同時期的史料，本文嘗試以宏觀的視角，排列出「蜑」此一標籤，在歷史過程中現蹤、到擴散的經過，及其用以指涉不同人群時的語境。以下本文將會把視域轉入廣東地方社會之中，討論當地的社會條件以及作為排他性標籤的「蜑」之產生。

禮儀、宗族、沙田和蜑

接下來，本文將以廣東地方社會為例，討論「蜑」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過程。下文將分別由三個層面開始討論：國家禮儀的穿透和使用、沙田的圈占以及宗族組織的形成。

廣州地區儒學的引進和滲透最早可追溯至北宋時期，而在靖康之難，宋廷政治中心南移後方有顯著的開展。新生的宋廷意識到將過去邊陲地帶的地方菁英整合入國家政治中，使地方社會與國家結為共同體的必要性，而其施力點即是儒學。這一整合的過程包括地方儒學師承的建立與書院的興建，尤其後者使程朱理學得以傳入，並在廣東培養出一批士人共同體，新的地區政治菁英集團得以成形。而地方官府舉辦的鄉飲酒禮也獲得更多參與和關注。這些現象皆可視為地方社會同國家建立起文化紐帶的標誌，且也為元代以降的宗族建設提供了文化背景。

元明之際的廣東地方社會，是以地方豪強為中心的政治結構。明王朝雖以里甲制度的框架編制地方社會，但這未必是對地方社會權力結構的破壞和重組，而更近似於國家以行政手段承認地方固有的權力網絡，以求取得國家與地方間的和諧。相對的，宗族成員是否願意接受國家體制，成為官方編制下的編戶齊民也決定了其身分的正統性，以及在地方社會的權力位置。里甲編制也逐漸成為宗族組織結構的雛形，並為宗族組織提供在法理上的正當性。理學的傳播及其提倡的禮儀，則替宗族祭祀提供了儒家理論作為權威來源。法理、禮儀兩種原則共同決定了地方社會該採用何種結群模式、何種文化語言，而地方的人群在如此脈絡下與國家打交道的同時，也參與了地方社會的利益爭奪。

爭奪什麼？為何而爭？資源爭奪的議題牽涉了整個人群邊界形成的經濟背景。因此下文將以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史為例討論。南宋政治中心南移的後果之一，是促成了對大量糧食的需求，並帶動了大批人群在珠江三角洲建築堤圍，圈占沙田的耕地開發風潮。開發沙田的風險雖高，利潤卻相當豐厚，參與開發的競爭者們因此需要能有效競奪的手段和資本。此時，國家權威與土地登記制度賦予的合法性，決定了競爭者們能否有效壟斷土地資源。因此，人群開始大量使用士紳階級的符號，設立宗族並申明其正當性，從而創造統治圈在地方社會延展的條件。

儒學在廣東地區的滲透和擴散，構築出此後當地社會的文化環境，以及地方與帝國連結的文化紐帶。儒學文化環境則進一步奠定了人群以宗族組織結合、凝聚的理論基礎，而人群更以宗族為單位，進行對地方資源的爭奪和壟斷。邊界產生的歷史條件也由是形成。

廣東地方社會上的「蜑」

在上述三方面論述的基礎下，我們將得以進入本文的論旨，即說明地方人群如何使用在學習並實踐國家正統語言，建立自己在帝國秩序中合法身分的同時，也將之運用在排除他人的手段上，建立起新的排他性語言。

在廣東文人記載之中，「蜑」恰似於宋代以前史料中的蠻蜑、蜑賊形象。以明末清初文人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中之「蜑家賊」條為例：

散而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少，而無巢穴者之盜多，則蛋家其一類也。又與水陸諸凶渠，相為連結，……而責之立功，晝夜巡行，惟盜是索。

在地方宗族、禮儀語言中的文化和族群分層，使原生土著人群被劃分為「蜑」、「傜」。以屈大均為代表的文人眼中，「蜑」是定居農業社會的威脅，常常被目為搶奪地方的盜匪。其流移、無定居處(居船)和非農業的性質，都代表了一種威脅、不確定的狀態。缺乏定居性的土著人群之所以被貼上「蜑」的標籤，而被國家、被地方視為「他者」，或許即是因這些人所具有的游移性。

面對這些在國家統治圈外的地方人群，國家的應對之道，自然就是將其納入里甲的軍戶之中。《明太祖實錄》記載：

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為水軍，時蛋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為寇盜，故籍而用之。

對原本可能為「蜑」身分之土著居民而言，當其被編為軍戶後，即獲得了轉為民戶並參加科舉考試，使社會地位上升的可能，繼而使這群人能在建立宗族組織後，以編寫族譜的方式抹滅「蜑」的污名，並向中原王朝的正統靠攏。

另一方面，沙田開發競爭的背景則進一步促成以「蜑」作為排他性標籤的現象。明代官方的土地丈量運動，給了華南地區的大姓宗族合法佔有田產的契機。大姓宗族將其所開發的沙田，報請關府陞科，進而以官府權威證成土地的所有權。要取得官府的承認，前提是擁有在陸上的居住權。人群建立宗族，代表的即是這類「入住權」的取得。而地方豪強脫離自己原有的身分，再引入官方語言的禮儀、宗族同時，其實也區別並固化了其餘沒有入住權之人，重新確認了他者的「蜑」身分。過往在學界與大眾眼中的「漢化」，常是指涉王朝藉由文化教化和軍事征服，將一地的人民納入中原王朝共同體的過程。而「蜑」背後所牽涉到的文化資源運用及權力的行使，則讓我們看到底層居民如何改變、確認自己的身分。

即使進入國家編戶（蜑戶）之中，並不必然代表這群「蜑民」從此與原本即是國家的「齊民」具有同等地位。對「蜑」的歧視，即便到了清朝雍正年間，仍能從皇帝詔書中看到：

……粵民視蛋戶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摒棄之處，且彼輸納漁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

「粵民視蜑戶為卑賤之流」，折射出了地方社會人群互動的實況。然而這群「粵民」之中，過去是否亦存在「蜑戶」，也頗值得懷疑。像「蜑」這類人群間的「邊界」，往往是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被劃定、消弭和突顯，而歷史的當事人則在這一過程擁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蜑」在史料中通常指涉一群生活在中原帝國的水系網絡上，游移不居的人群。其之所以成為一種歧視性的標籤，或可說是傳統中國文人對這群隨舟而行的人所抱持的不安。Tim Cresswell引用Zygmunt Buman的話談流浪漢即指出「『使得流浪者如此駭人的原因，是他明顯的移動自由，可以逃離先前以地方為基礎的控制網絡。更糟的是，流浪者的移動無法預測；與朝聖者……不同，流浪者沒有固定的目的地。』……這點困擾了那些選擇安穩定居的人……」這一定程度上呼應了「蜑」標籤所隱含的，對在空間和社會結構中流動不居的人群所抱有的歧視和恐懼，也暗示了界線產生的理由。蜑和漢、蜑戶和齊民、定居和移動，種種概念區別出的邊界常常是壟斷「我群」資源的手段，而為了維護群體共享的資源，處於邊緣的、被推往邊緣的「他者」，自然就被屏除於共同體之外了。然而界線也容易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漫漶、模糊，「他者」也能藉由學習優勢的文化語言，越過界線而攀附、進入強勢群體。

從華中到華南，我們處處可以見到「蜑」所指稱的人群，或說「水上人家」的蹤跡。隨著在不同歷史情境下與國家的接觸，這群「水上人家」也在運用他們的智慧，創造出自己的身分和認同。水上人家「上岸」的歷史，即便在近代仍繼續進行著。在現今江蘇省吳江市的東太湖，船上漁民藉由國家所賦予他們的特殊身分，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文化認同，幫助他們拓展上岸的定居生活。而或許「邊界」的歷史，也可說是「國家」向「社會」的滲透的歷史──地方在以自己的方式創造身分和邊界同時，國家的語言與力量也由此進入地方社會。

結語

藉由本文的分析，我們可發現族群的邊界往往非自然而然而不證自明的。有時，我們以為的「種族」範疇，也不過是現代國家為了行政方便，援引種種看似「客觀」的知識以服務於其目的，「邊界」的劃分，便由政治權力的運用而成為事實。如本文呈現的「蜑」的歷史過程一樣，近代民族國家有意或無意的運用、解讀史料，試圖建構出一個與「漢族」不同的「蜑族」。這往往是脫離史料語境的結果。又或如近代中國的民族識別政策，將歷史文獻中的「羌」、「苗」或是「景頗」套用以現代「民族」的觀念，進而以收族群治理之效。另外，西方殖民史中，類似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人類學家Edmund Leach 在緬甸高地所做的克欽人研究即顯示，所謂克欽人、撣人的分類，其實是英國殖民政府在統治上的考量，而這些不同的人群，有時往往共享同一套的社會文化結構。

此外，「邊界」的劃分當然也不局限於族群層面。其他如地域、國家、宗教或是幫會組織及其他身分群體都是值得思考和爬梳歷史脈絡的方向。而本文所揭櫫的「邊界」劃分之歷史過程，則也顯得過於從「權力」的滲透、操作或是人群的摩擦思考了。經由從不同角度思考「邊界」形成的歷史脈絡，或許各位也能以不同的想法詮釋「邊界」的形成。上述提到的方方面面，也留待各位的進一步的去思考和考掘了。

參考書目

［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

［梁］蕭子顯撰，楊嘉駱主編，《南齊書》（臺北市 : 鼎文書局，1980）。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北史》（臺北市 : 鼎文書局，1980）。

［宋］薛居正等撰；楊家駱主編，《舊五代史》（臺北市 : 鼎文書局，1980）。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欽定四庫全書本)。

《明實錄》(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6)，卷143，頁2252。

《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英］科大衛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

［英］Tim Cresswell，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