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葉盛吉認同意識之發展
張存一、林易陞
一、少年葉盛吉
本章討論葉盛吉的少年時代，等於是討論這樣的問題：「認同」如何萌芽？說得更清楚一點，從何時開始、因什麼環境與生命經驗等因素，葉盛吉開始有了「我是哪裡人」的意識？
回答上述問題，首先面臨史料短絀的窘境；盛吉生命經驗和個人心態的見證，以本人日記為主，但一系列日記雖豐富，主要卻在留日時期完成，早期在台的家庭、學校與友朋等記憶，基本上只能透過盛吉暮年在獄中所著〈自敘〉來補足，但以此，又有兩點問題：一，〈自敘〉是一篇反省之作，盛吉在文本中牽涉的認同問題，以及他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暮年的心態與思想，多大程度上又折射出少年葉盛吉的面目呢？此需進一步的詮釋。二，〈自敘〉是以日文寫成且沒有刊行，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能力下找到史料呢？
在一手史料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參考楊威理先生追憶葉盛吉生平的《雙鄉記》。首先，此書中收有部分〈自敘〉內容，可供我們撿拾盛吉思想與境況的碎片，再來，此書敘事通貫，既對盛吉的生命作出區分，亦對每個區分中的認同問題詳加考察、提出因果解釋。而即使楊先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視角，我們仍盡可能批判地使用之。
開始論述前，要先斷定何謂盛吉的「少年」？這裡先參考楊先生的斷代，以進入學校教育體制為始，留日前為限。另外，我們發現，在〈自敘〉中（或者說，在楊先生所重新編排過的〈自敘〉中），家庭與學校構成少年盛吉生活的兩個巨大區塊，並成為盛吉在一生盡頭追憶此段時空的兩個主要焦點，且此二焦點或互相纏繞、或彼此衝擊，塑成少年盛吉認同意識的基本輪廓。本章將對該視角提出詮釋上的質疑，並論證為何校園對少年盛吉認同問題的影響遠大於家庭。
（一）家庭記憶的虛與實
根據《雙鄉記》，盛吉的家庭記憶，是混合著漢文化與日本文化而組成：
從幼年時代起，葉盛吉的生活中，就混合著日本和台灣的東西。這是他的父親所處的環境使然，製糖公司是日本人經營的。……在糖廠的宿舍裡，日本式的琴、蕭之音不絕……糖廠的宿舍自然是日本式房屋，所以從奶孩兒起，他就在榻榻米上長大。[1]
儘管葉盛吉住的是日式房子，吃的卻是台灣湯圓。依台灣傳統的習俗：進入年關歲尾，家家都要磨米作紅白色的湯圓。葉盛吉則是在榻榻米上吃湯圓的。[2]
以此，楊先生認為，盛吉在童年時期已經具有兩個「故鄉」，亦即台灣與日本。很明顯，這個推斷源自楊所引盛吉1943年9月的手記：
把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兩個故鄉，交疊懷抱在心中，在不同的場合，自然而貼切地摘取，油然生起懷舊之情。我的這種心理狀態，實在令人驚訝不已。[3]
在這裡，我們不能把「兩個故鄉」徑直當作童年與少年盛吉的認同狀況，不管是盛吉手記的視角，還是楊先生的視角，都是一種後設解釋，是在縱觀個人生命史後作出的整理；尤其是手記所云「油然生起懷舊之情」，可見是在足以懷舊的成年境況下作出的心理自省。但對少年盛吉而言，家庭的意義真的和這些大人們一樣嗎？讓我們進一步看看盛吉在手記和自序中引的童年與家庭回憶：
在我家院子高大的木樨樹下，擺上草蓆。好像吃『戈里可』也是在這個時候吧。那狀似心型的奶糖，給我留下深深的記憶。……用紅白布裹起的祝典門樓，兩面都描有鳳凰圖案的大燈籠，飛飛揚揚，撒在道路上的紙作的櫻花，還有那令孩子們眼花撩亂的燈籠隊伍，都留下難以形容的、宛如夢境般的印象。（筆者按：此指1928年日本建國二千六百年天皇大典紀念祝賀會）[4]
即使是在成人盛吉的視角中，追述這些記憶在當時留下的印象，也都是「宛如夢境」的；盛吉從家庭場所，雖然接觸到了台灣與日本的文化元素，但不因此引發國家民族或族群的判斷，日本文化的形象在此毋寧是模糊且與漢文化混雜的，也不存在「兩個故鄉」這種後設追憶的區分；少年盛吉的心態中，家庭場所經驗是否與認同問題有直接關係，顯然難以論斷。[5]
（二）教育體制與受教育者的心態
我們發現，校園場所複雜人事結構形成的個人境況，方真正驅使盛吉開始思索認同問題。楊先生將盛吉的求學分做兩段：公學校與中學，主要差別是相處人群的變化：公學校時代，以台灣人子弟為主要交往社群，而中學校（台南一中）卻是日本人占多數的環境。楊先生認為，在前一階段「民族的對立只發生在日本人教師和台灣人學生之間，不會浮現到表面上來。是心甘情願被日本人同化，還是抵制這種同化、反抗這種同化，這是要到葉盛吉考入中學以後，才會碰上的問題」。[6]
受教育者的自我認同碰上抉擇，盛吉選擇遁入課業。楊先生很好的引述了盛吉之私人日記，論述此時盛吉順教育體制而下，接受同化政策理想，「當時的思想，同日本學生毫無二致。」[7]換言之，日人優勢的環境不但沒有促使盛吉強調殖民關係下兩造的差異與扞格，反而使盛吉在「同化」概念下精進於課業以求取和日本人同等之地位。這是少年葉盛吉很重要的發展歷程：停止思考認同問題，並不代表脫離了認同問題。相反，不過是肯認殖民者賦予的框架，掩埋掉發生在生活周遭、眾多應當思考的疑點。可以說，在台接受中等教學的經驗，隱藏了盛吉的認同緊張，是我們總結盛吉的少年並開啟接下來階段的關鍵；亦即，學校對盛吉該時期認同塑成的影響，遠遠超過家庭並直接影響盛吉在日本的境況。
盛吉於1940年代赴日考取高中，「同化」之路容許他進入日本高等學制，卻未迎來成為日本人的美好圖景，反而面對更尖銳的認同抉擇。故我們將赴日當作盛吉｢少年」的結束。
二、二高時期（1943/9-1944/7）的身分認同與思想脈動
歷經長達兩年的考生階段，葉盛吉於1943年3月22日順利考取日本舊制第二高等學校（簡稱二高）。作為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學習日語的臺灣人，本章首先關注葉盛吉在二高求學期間，是否面臨族群身分的區隔問題，抑或角色認同的矛盾心理。再者，身處二戰後期的思想氛圍，其價值觀如何與校內風氣、同儕與教授思想進行對話或接收。
（一）、身分界線的衡量與適應
葉盛吉於該年9月進入二高，居住於校內明善寮[8]一寮，並結識同樣來自臺灣的楊威理。儘管在外表上可能存在族群界線的區分，但從葉盛吉參與活動的高活躍性，可推知身分差異在與他人的外在互動上並不至於造成隔閡，亦可說同儕往來是處在彼此皆為日本國族（nation）的心態「共識」下進行。舉例而言，葉盛吉在該年10月26日當選明善寮一寮的庶務幹事，或於11月與隔年1月中旬的辯論大會上，分別發表〈論傳統〉、〈論決戰之下學生之態度〉，後者甚至拿下該次冠軍。此皆反映葉盛吉投入校園活動的積極度，及同儕對異鄉學子的包容性。
然而，外在互動上的身分共識不等同於內在心理的角色認同。對葉盛吉來說，他知曉自己仍保有與台灣、甚至中國的關聯，時常找機會與少數朋友討論故鄉與身世[9]，抑或修習與中華文化相關的知識，以探尋自身血脈的來源。如在日記中，葉盛吉於1943年11月2日記錄自己主動向六寮的「宛君」學習滿州語發音、〈木蘭辭〉讀法等，或同年11月6日讀畢《中華民國三十年史》。
同時，離鄉求學經驗不免讓人心生想家的念頭。在1944年3月26日的日記中，葉盛吉前往東北地區從事「勤勞服務」，也少見的紀錄下對家庭的思緒：
看到阿嬸煎蛋的動作，想起了亡母，陷入懷念的思緒裡。……聽廣播劇〈壯士行〉，有無限感慨。年幼時那清澈明亮的自然，現在想來越覺得冷淡。往昔純淨而美好。我如今在舍內感到某種壓迫感的重負。我應回歸到原來的自我。想著母親、想著朋友，在昏暗的電燈下窩在暖爐被裡。[10]
此時，距離母親去世將滿三年，其字裡行間無不透露葉盛吉對母親與兒時家庭記憶的懷念。但與楊威理在《雙鄉記》所稱：「葉盛吉對於母性之愛、父性之愛、兄弟之情、親人之恩——即一切家庭之愛，感到飢渴」[11]，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甫進入二高的葉盛吉，在外在表現方面顯示參與活動的活躍，但內心仍不時對家鄉、身分問題感到迷惘，也嘗試透過課外學習填補對自身血緣的認識。然而，以1944年4月的新學期為界，其對身分界線的矛盾心理明顯減去許多，轉而擁護「八紘一宇」、反猶主義等極右思想。此價值觀轉變不僅與學校氛圍有關，更深受德文老師小野浩的課堂與「猶太研」社團影響。
（二）、極右思想的接收與支持
1942年進入二高的小野浩，除了擔任德文老師，更是一位受教於德國思想的哲學家。推算其學習階段，正是德國納粹主義、反猶主義蓬勃發展的1930年代中期，而此極右思潮便被1944年4月參與其課堂的葉盛吉所接收：
猶太人在無意識之中，以極為巧妙的手段正面吞沒我們，使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產生大幅動搖。在缺乏身為日本人自覺之際，就會因猶太人的謀略而動搖。由割禮和其他習慣得知，猶太人不是人，而是惡魔。……美國自建國以來就屬於猶太人，美國是因共濟會的力量而建立。要認識到猶太人絕對是壞人。[12]
從這段日記中的記錄，可知反猶思想不單純是對猶太人的敵視，更緊扣對以美國為首同盟軍的敵意，與對日本國的皇道信仰，即二戰時期日本國家格言：八紘一宇。[13]而小野浩則在課堂上多次強調「道統」的重要性：
日本國乃是為了奉祀道統而形成的區域。……沒有國家生活的世界觀是邪道的，猶太的世界觀是地獄的世界觀。道統與血統一致的話最是堅固，但道統的地位在血統之上。[14]
道統建立於血統上一事最為重要，「八紘為宇」的精隨即在於此。[15]
此處的「道」，即一心效忠天皇的皇道派信仰。根據楊威理說法，因在納粹的雅利安種族理論中，日本人亦屬於低劣民族，因此這些反猶學者是強調日本的神道優越性，而非沿用納粹的人種優越論。面對反猶、皇道等論述，葉盛吉不僅接受、記錄之，亦延伸出整合後的個人看法：
戰爭我們要擦亮眼睛，認識這個世界分為正邪兩方，神與人合作的大決戰時代。不要在意眼前虛幻的塵俗之事，作為神國日本的臣民，應該徹底拿出我們的忠肝義膽，挺身向著盡忠報國的康莊大道邁進。[16]我們現在要謹慎反省，到底是什麼造成如此讓天皇憂慮的事態。我們應該不惜一死，一億國民深深期待成為皇土的堡壘。[17]
在二戰後期日本漸次衰頹的局勢下，葉盛吉亟欲赴戰場奉獻生命的態度，反映當時皇道極右思想藉由校內師長或報章媒體[18]的傳播，在二高學生圈造成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同時，約4月開始葉盛吉幾乎未在日記中談起身分界線問題，可推論八紘一宇概念已暫時將葉盛吉的認同矛盾置入一共榮框架中，且戰爭劣勢亦使他自知應放下個人性的迷惘，專注於集體性的戰爭困境。此看法與《雙鄉記》的敘述一致，同時楊威理也提及當年與持反猶主張的葉盛吉之爭論。尤其針對日本人是否該為東亞地區的悲慘現狀負責一事，楊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征服動機是問題所在，但葉卻主張東亞悲劇是因具絕對性惡的猶太人所策劃，將侵略戰爭的責任推給猶太教。
此外，陳翠蓮在〈戰爭、世代與認同〉指出，當時葉盛吉「一面充滿對故鄉的摯愛，一面又狂熱於右翼思想、護衛神國精神，兩者可以並存不悖，並不是特例」[19]。但從日記內容可知，兩者仍具有時序上的差異，非完全並存於葉盛吉的思考重心。綜合上述，進入二高後的葉盛吉面臨身分認同的矛盾心理，但藉八紘一宇的日本道統價值觀而獲得暫時性的解決，且在以小野浩極右思想為主的影響下，其自1944年4月開始的日記中積極擁戴保衛日本的精神。然而，葉盛吉的極右立場逐漸隨外界或個人的批判論述而有所改變，連帶影響其對身分界線的思考。
三、勤勞服務時期（1944/7-1944/12）的思想轉變與身分釐清
受戰時教育體制的更動影響，舊制高等學校從三年縮減至兩年，且葉盛吉自1944年8月16日多前往船岡火藥工廠進行勤勞服務，鮮少在學校上課。也正是在此時間點前後，葉盛吉的極右思想與參戰情懷出現劇烈轉變。
（一）、反猶主義與八紘一宇思想的批判
就日記內容的鋪陳，其思想轉變的主要契機來自一部讓人激起鬥志的電影：《萬世流芳》，講述鴉片戰爭中林則徐抗英的故事，一方面符合中國抵抗外敵的心理需求，也滿足日本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20]而葉盛吉不僅深受電影中的人情之美所感念，更批評小野浩等人的立場：
真是美好的人情。無論任何實待，最值得稱頌的就是人們誠摯的情感。小野浩這傢伙，開口閉口都是世界觀，但他有人情之美嗎？混帳東西。無意識中罵朝鮮人的壞話，隱含了他們真正的心聲，令人不快。一切都令人厭惡。從學校的教授、校長開始，都是一些膽小如鼠的懦夫。而他們對於自己還抱持過度的自信，真是可笑之至。[21]
意識到師長輩「八紘一宇」宣傳下的歧視言論，葉盛吉的立場開始搖擺，但最為關鍵的人物莫過於軍需工廠的勞務主任：塚本上校。
1944年8月17日與19日，塚本上校給予勤勞服務隊兩次「精神教育」，徹底說明、指出「八紘一宇」的時弊：
現在八紘一宇被極度窄化，過去也是如此。不知其內涵為何，只覺得一切都是日本人所為，且大家得意洋洋。但若以為過去詮釋光輝的歷史，就會陷入如今以為我們可以為所欲為的自我滿足中。[22]
把整段歷史都粉飾成光輝的歷史，會使我們陷入只要生為日本人，就自然帶有八紘一宇精神的自我陶醉優越感。……以為只因生為日本人，就自然帶有八紘為宇的精神，優於其他民族是大錯特錯的，是一切禍害的根本。[23]
透過塚本上校的批判分析，葉盛吉重新檢視自身立場，並藉與楊威理的多次討論，明確指出猶太研究者的謬誤是認為自身民族是上帝特別應許，故欺侮其他民族是尊奉神意。
與《雙鄉記》的內容一致，兩人多次談話的結論是將八紘一宇視為相對性概念，認為不同的世界觀基本上皆正確，屬於求真求和的人類理想方向，而對於特定民族為了強調自身而攻擊其他世界觀的行為，應予以批評譴責。[24]再者楊威理補充到，7月下旬「猶太研」舉行兩次學生大會，欲向全體學寮宣傳反猶論述卻以失敗告終，此不僅讓葉盛吉開始對反猶思想產生困惑，也間接說明其8月何以對特定電影、言論產生共鳴。
同時，由於葉盛吉在二高時期面臨的身分掙扎，是藉八紘一宇而暫時解消，故此時期的思想變化，勢必意味著認同問題將重新浮現。
（二）、日本、台灣與中國間的界線釐清
透過具私密性的日記材料，我們得以一窺究竟葉盛吉對家庭的思念、對現實的感悟：
當我年紀漸長，離開父母身邊，有了獨自接觸外界的機會，才發現這外在的人間煉獄是一個命中注定的枷鎖。當我們試圖用教育去緩和，現實的苛酷卻步步逼近。教育的現況正如塚本上校所言，像是先摸摸你的頭然後踢你一腳。[25]
此時葉盛吉體認到，即使表面上日本殖民教育將不同族群視為平等，但現實狀況依然處在一個差異處境。「八紘一宇」終究是日本統治者欲同化殖民地的騙局，而「共存共榮」只是日方讓臣屬民族增加的口號。[26]
隨著「日本人」認同程度的降低，葉盛吉再度開始朝中華血緣尋根。其中，語言的學習是最明顯的差異，尤其9月份便六度在日記中提及學習中文。儘管其於該年5月底便記錄向楊威理學習中文，但直到進入勤勞服務以前皆未再提及，反映其在此時期才真正轉向中華認同。
然而，葉盛吉是否有意識的區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至少在語言方面，練習中文與台語是分開被記錄，且前者的記錄次數高於後者，反映練習頻率或重要程度的差異。而從閱讀書目切入，事實上葉盛吉在1944年4月便將《中庸章句》、《大學章句》等中國文學經典納入書單。雖後續皆未記錄讀後心得或註記「讀畢」等字樣，但至少可推測，中國是此時期的他探求身分歸屬的主要對象，台灣則作為個人家鄉的情感寄託，較非知識尋根的目標。
綜合上述，勤勞服務時期的葉盛吉開始對反猶主義、八紘一宇等概念提出具體的批判，此價值觀轉變涉及電影《萬古流芳》的契機、塚本上校的精神教育、學寮內的反對氛圍、與好友楊威理的多次討論等。而伴隨著日本認同的降低，其透過語言學習、閱讀書籍等方式尋求中華血緣的自我認同，但中國、台灣僅有涉獵程度的些微差異，界線的劃分與選擇較不明顯。然而，隨著閱讀書目的廣度增加，以及終戰前後的台人處境變動，葉盛吉的身分認同開始出現明確轉向。
四、葉盛吉的歸鄉與認同的反思性建構
根據楊先生的紀錄，盛吉於1946年歸國後，很快就對國民政府的治理感到幻滅，大概可以從三個因素論述這個逐漸失望的過程。
其一是教育體制缺漏和通貨膨脹下的生活困難。盛吉歸國後，隨即偕楊威理赴台北開南商工學校任職，但通貨膨脹嚴重的局面，搭配上無法補充教員生活的遲緩薪資調漲，盛吉於一年餘後，已落入不得不兼差擺地攤、變賣圖書以換取生活費的地步。盛吉對自身生活境況與國民政府的政策間沒有什麼體系性的批評，但兩者間的聯想和一貫的不滿，顯然不成疑問，1946年七月二十日日記：「萬事不順意，……生活的問題，社會的現狀，都是難解決。」[27]
再者是本土學生的社群網路。對政府更加深刻的不滿，來自盛吉同時轉進、持續修業的台灣大學。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日記：「（台灣大學）便做一個最不好，最非民主的大學了。」[28]盛吉對教育境況的批評也伴隨著實際行動，歸國以來，他一直關心著來自中國大陸的學潮，顯示出台大也發展出類似運動的期望。[29]盛吉並在1947年年末當選學生自治會理事和班代，隔年，開始籌措各種刊物如《班訊》、《醫訊》，建立他在台大的各種人脈基礎。
最後是遭遇馬克思主義思潮。據楊先生的說法，當時台灣已經瀰漫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台大自治組織間的活動，也對盛吉與左翼學生的交往甚有幫助，這樣的推測未嘗沒有道理。況且盛吉與楊先生曾在1948年8月會面暢談，關切的焦點明確為「後國民黨時代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了。」[30]可見兩造思想傾向在國民黨經濟與政治之腐敗情況下，都已轉向反對時局掌權者並期待新政的立場。但謹慎推斷盛吉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吸收，或許還要等到同年九月為期二十五天的中國大陸之遊。重點在於盛吉對「基層人民」與國民黨作為統治階級的反思，呈現強烈的階級鬥爭和普羅主義色彩。
更重要的是，盛吉將此框架回扣於台灣認同問題，在他的《內地旅行記》中，有一段重要的引文：
在台灣，生活上微小的差異，很容易同race問題糾纏在一起，進而鑄成race之間的憎惡。這是因為所謂外來者形成了一個統治、乃至支配的階級。外來者本身並沒有一個自己的社會構成。 ……因而，race的憎惡，是先於class之間的憎惡的。[31]
該論斷顯示盛吉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史觀下，進一步將所謂「種族」的觀念置於階級之上，強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間隙，是在缺乏社會基礎的前提上而發展。這樣的論述非常有趣，讓我們看到思潮在特定境況下，如何被言說者掌握、挪用並誕生新的關懷；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上，當然無法容忍將種族觀念拿來解釋階級鬥爭的形成，而棄唯物主義與生產關係不顧，但諸如此類理論的分析在盛吉筆下全被棄置，「馬克思主義」成為容納、引導盛吉論述出來（speak out）自身社會境況的框架，而我們與其就此認為盛吉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不如說，盛吉透過馬克思主義，激發了自身對社會、認同做出批判性解釋的能力。在思潮匯聚中心較具體系性理解的思想觀念，跨越時空而傳遞，和言說者自身的認同、關懷交涉，誕生新的論述，這似是考察近代台灣認同發展不可忽略的面向。
在這種駁雜的思想狀態下，盛吉於1950年元月，經台大醫學院同儕顏世鴻引介，加入共產黨。[32]社群網路和批判思想的綰合，讓盛吉開展在本土的黨外活動，也帶來他落入法網的死劫。
生活處境、實踐社群與思想背景，這三者綰合出盛吉晚年在台活動之歷程。而論及伴隨此歷程而呈顯的認同觀，一方面，日本統治者從生活環境中抽離，另一方面，以往作為認同意識中重要想像的中國政權，卻在實體化後造成強烈的失望與衝擊，使盛吉認同意識中的境況與想像產生扭轉，換言之，認同的重點從「日本——中國——台灣」三方的概覽掙扎，轉移為對台灣在中國統治下的境況性關懷。必須指出的是，盛吉此時並沒有發展出台灣作為主權實體的想法，而是更積極的向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汲取知識框架，轉以對國家社會進行批判。即使已經將國民黨統治視作「race（種族）」的問題，其根基似仍在社會基礎的缺乏，故轉向社會基礎和統治關係的再造，使底層的力量得以參與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構築，這似乎是我們從上述盛吉思想痕跡中較能窺見的傾向。
回顧盛吉的思想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從殖民統治下的人民開始，在留日時期對本土族群境況的思索，逐漸經歷大戰時軍國意識形態和自由批判風氣的拉扯，從對中國的想像和台灣本土的熱情，尋索到區別日人與台人邊界的張力；至國民黨政府帶來的想像之「落實」，或云失望，轉而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新的社會想像，而馬克思主義提供的理論框架，正好使盛吉對本土境況的反思，和宏觀的中國社會再造綰合起來，但批判的實質，又始終以本土為軸。後設而言，雖然寄託在某些更為高遠的框架與國家想像上，可以說盛吉總算能將認同的對象落實為自身的家鄉社會，並在一種批判的基礎上發展之，甚至實踐之；且如此認同，或許正是盛吉對殖民記憶以及威權歷程的一種回應，同時也是對他自身生命歷程的完整梳理。但伴隨著社群網路提供的實踐管道，此認同使盛吉受到威權統治之眼所注目，終於滿懷著批判意識與社會想像，走入白色恐怖的歷史悲劇中。
五、註腳
[1]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葉盛吉傳 一台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台北：人間，1995），頁15 - 16。 [2]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16 - 17。 [3]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18。 [4]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0。 [5] 可以再加補充者是，盛吉在脫離幼年階段後，對混雜著童年家鄉景況的時光多所記憶，這樣的記憶毋寧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即前引文〈手記〉所謂：「在不同的場合，自然而貼切地摘取，油然生起懷舊之情。」案〈手記〉記於1943年，值盛吉留日時候。楊先生對盛吉留日時光之敘述，甚少觸及鄉愁問題，但卻提及在日本對從前中學年代缺乏本土關懷的反思、因為缺乏母愛而對各種「親情」的渴望等等，則未嘗不能推測此時是盛吉建構童年記憶及其意義的主要時期。同為1943年9月之〈手記〉：「我曾經對這一頭（日本）效忠，而對另一頭（台灣）失敬了。我為什麼沒能設法過兩全的生活呢？我深感慚愧。」可見當時盛吉在認同上糾結於台日身分之權衡，與同年「兩個故鄉」的建構恰成對應；上述推測應甚可信。 [6]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2。 [7]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30。 [8] 寮：即宿舍。 [9]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三）1942-1943》（台北：中央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2018），1943年10月24日，頁。 [10]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四）1944.1-6》（台北：中央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2018），1944年3月26日，頁。 [11]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葉盛吉傳 一台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台北：人間，1995），頁55。 [12]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四）1944.1-6》，1944年5月15日，頁306。 [13] 八紘一宇：概念上是天下一家之意，但實際目的是基於民族優越感，貶抑、併吞其他民族，擴大國民動員、統合、正統化的思想及運動。 [14]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四）1944.1-6》，1944年4月24日，頁226。 [15]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四）1944.1-6》，1944年6月3日，頁376。 [16]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四）1944.1-6》，1944年5月29日，頁352-353。 [17]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四）1944.1-6》，1944年6月1日，頁365。 [18] 舉例來說，葉盛吉曾在日記中數次對《皇道日報》內容進行記錄或反思，如1944.5.27、1944.7.7等。 [19] 陳翠蓮，〈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收入氏著，《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9），頁271。 [20]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五）1944.7-12》（台北：中央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2018），頁154。 [21]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五）1944.7-12》，1944年8月13日，頁。 [22]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五）1944.7-12》，1944年8月17日，頁177。 [23]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五）1944.7-12》，1944年8月19日，頁181。 [24]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葉盛吉傳 一台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頁136。 [25]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五）1944.7-12》，1944年8月31日，頁200。 [26]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葉盛吉傳 一台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頁142。 [27]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11。 [28]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11。 [29]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20。 [30]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26。 [31]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30。 [32]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