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學說」討論課摘要（曾信豪主講）

甘懷真老師

〈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

記錄人：曾信豪、黃子晏

　　本次討論課導讀的文本是甘懷真老師的〈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由於本篇幾乎是甘老師近年研究集大成之作，若未讀過引用之論文，或對老師的研究無基本的掌握，在諸多概念或術語中可能會迷失方向。因此於討論課正式開始前，先進行「背景的前景化」，諸如老師的研究立場與架構等，以更深入讀懂論文。

背景的前景化

　　這裡主要參考自甘老師的〈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一文，[1]從此處管窺老師如何思考政治史研究，並分為動力層面、文化層面、性質層面三部分簡介。

　　動力層面，老師認為「中國古代國家的成立不是僅靠來自皇帝陣營的暴力，也包括人民方面對於此政治秩序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承認。」[2]意即政治活動的推動不僅是皇帝專制，還有一套政治秩序在背後限制著他，這也讓老師投身法制與禮制的研究，如碩博士論文係研究唐代的家廟制度及京城士大夫的禮儀。此即因為老師認為文化本身即蘊含權力：例如〈琵琶行〉中，白居易聽到樂師彈奏長安宮廷音樂時寫道「如聽仙樂耳暫明」；而對於江州本地音樂卻感「嘔啞嘲哳難為聽」。兩者對比顯見，此刻聽見的長安音樂，這套因貶謫而失去的禮儀與文化符號，讓他清楚意識到被放逐，意識到失去了與京城士大夫互動的權力。[3]

　　文化層面，老師認為「儒學作為一種政治論述而言，並非有固定的內涵」，[4]亦即認為儒家的政治學說，是戰國中期以來，儒者為了政治鬥爭需要所建構的；但這些詮釋同時受限於歷史脈絡，如學術傳統、知識範疇、內容條件等。以本文為例，諸如天子與國家、人民的關係，便是春秋時代的儒家未曾有意建構的，因此戰國至秦漢的儒者便須借儒家文獻賦予關係理論的正當性。

　　性質層面，「中國的皇帝制度……不是今日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而是一種以中國天子為中心的某種普世帝國」，[5]因此探討皇帝制度時，不能受限於一國史的框架，需要理解東亞諸政權間的文化交流現象，這也是為何甘老師會對日本、韓國的政治制度一併加以考察。

　　簡單將甘老師的背景前景化後，我們可以先思考老師的出發點，做出回應或修正，這些都可能影響我們對這篇論文的評論；不過以本次討論課的經驗而言，大家基本上都認可上述觀點。接下來就可以解題——為什麼本文篇名為〈從天下到地上〉，作者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什麼？當用天下理論解釋中國中古史時，作者又是怎麼幫論文分段，把時間切成好幾期的呢？

　　關於前一個問題，大家基本上都認為，是要點出「天下理論」跟「地上秩序」的不同步調。關於後一個問題，可能較接近的答案是分成三河王權至秦始皇、秦始皇至五胡十六國之始、五胡十六國終至隋唐、隋唐至五代十國末年；原因是恰好經歷皇帝制度創設、胡人稱帝、拓跋國家、回歸地上商業秩序等大變動。也有小隊員僅分成周初至春秋之始、春秋至秦始皇、秦終至楚終、漢代以後；著眼點是統治階層中，戰爭王與祭祀王身分的配合與否，雖然也是一種分類方式，但可能與論文之設定稍有出入。總而言之，理解作者的架構主要是方便我們理解內部敘述的章法；同時提醒自己在以後書寫論文時，可以如何架構論點。

祭祀王與戰爭王[6]

　　重新回到論文本身，我們可以先談論最原初的天下政體是怎麼被創建起來的。

　　西元前11世紀之前，華北的政治實權大概有唐人、殷人、周人三個王權，此三王權又稱「三河王權」；而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後，將身份轉變為祭祀王，宣告統治的範圍是天下，並且決定定都在現在的洛陽，也就是當時認為的中國。[7]到西元前9世紀，隨冊封體制成立，政治階層與秩序也逐漸明顯。前8世紀出現新的政治經濟單位，也就是國家，國家之間互相鬥爭，形成了霸者政治，出現春秋五霸；而周王權也逐漸衰微，只剩下尊王攘夷的宗教身分。

　　戰國中期各國仍在封建體制的架構下試圖稱王，百家論述也以國家為中心，他們創造的理論綜合而言，便是「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此體制中，天子與各國君主藉朝貢、冊封等方式建立關係，君臣則以宗教定倫理。戰國七雄中，只有秦國想取消大夫的「家」，一律編為國家的臣子；秦滅六國後也確實採用此政策，在「天下一家」與「郡縣制」的體制下，形成一君萬民，此時，便須建立天子直接統治平民的正當性。

　　秦始皇使用多種方法確立平民跟天子的關係，其中之一是改變首領的性質。如前所述，周王權的性質是祭祀王，而其他霸者為戰爭王，秦始皇所做的便是結合這兩種性質。因此他走遍各大寺廟，塑造統治的正當性（「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8]）；同時另立皇帝號，其中皇字從古代神名處借來，其實就是要呈現自己的神格性。

秦政權瓦解後，下一個政權楚政權卻回到傳統戰國的論述。項羽稱作霸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9]當然是槍桿子出政權的戰爭王；祭祀王的身分他則交給楚義帝，這點可以從「必居上游」看出，[10]這是一種象徵性的祭祀王姿態。總之，這種戰爭王與祭祀王分離的型態，後來的繼位者劉邦並沒有採納，而是接受了皇帝制度。

不只皇帝制度，在很多制度上漢朝都選擇繼承秦，這也讓我們忽略了秦與漢之間還有一個楚；然而漢朝的郡國制有一部份是來自楚政權。這就好像秦主張承襲自周，但正確的歷史圖像應該是「六王畢，四海一」，[11]周王權在三十幾年前就已結束了。因此，在做研究時要小心，不要被正當性的論述混淆；要理解歷史真實的面貌，才能掌握政體或是制度的流變。[12]

從五胡亂華到天下理論的再詮釋[13]

　　戰國以來創立的天下制度，基本上僅套用於中原人士身上；但其實在中原早有許多非農業族群，如「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等，[14]北方已有眾多高度武裝化的遊牧人群。漢初的認知也是「北有胡苑之利」，[15]北方的馬匹資源甚得中原漢人垂羨。

　　到五胡亂華時期，胡人也開始自立建國，重新詮釋了天下制度。所謂五胡亂華，第一階段是劉淵的匈奴政團，打敗劉琨為首的并州刺史，讓匈奴政團從外夷屬國變為中國，並以郡縣制支配漢人，以單于台支配境內胡人。第二階段是西元319年，石勒的趙國更進一步動員華北與塞北的胡人，諸如鮮卑或氐族都開始以中國制度建國，最後均被前秦的苻堅整併為一國。但隨苻秦瓦解，則又進入第三階段，五胡十六國中有十國在此時期建立，他們都已超出原先漢天下的範圍，顯示原先的四夷屬國開始中國化。

　　但是這些新建國家，在自我認同上也有一番自我掙扎，甚至演變成國內的政爭，在此僅以北魏為例。「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386年〕，帝即代王位……夏四月，改稱魏王。」[16]鮮卑族的拓跋珪即位才三個月，便將稱號從代王改成魏王，主要就是因兩政團的鬥爭，這兩個政團可以簡單分為塞北派與華北派。

塞北派主張的國家是「塞外＋塞北＋華北」，並以平城為中心；華北派主張的是「塞北＋華北＋華中＋華南」並以洛陽為中心。塞北派擁護「代」為國號，因為「今國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17]使用的是中國天下觀中，以發源地作為國號的概念，但代地於秦帝國郡縣以前，是不在中國天下地理範圍內的；華北派則擁護「魏」，因為「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18]完全採用了天下理論，而輕忽了「北方廣漠之土」。[19]

　　後見之明來看，華北派自然取得了勝利；然而兩派的鬥爭並未停息，於北魏孝文帝實施漢化政策，以及遷都洛陽時更加劇烈。根據甘懷真老師的研究，這甚至影響了五胡十六國到唐代的政治，例如六鎮之亂便是塞北派的反撲。

　　鬥爭延續到北周晚期，由華北派的楊堅掌權，立國號為隋。隋承襲漢帝國的天下觀，因此有南向統一的動力，同時「易周氏衣冠，依漢魏之舊」，[20]宣告自己承襲秦漢的天下政體。但不久，隋就被有代人性質的李淵政團擊敗。

唐帝國的北亞天下及崩解

　　唐帝國兼納北亞天下與中國天下，但依舊要順著北亞天下的政治秩序，這點可以從西元626年的渭水之盟中，唐太宗向突厥稱臣得知。但到西元630年，唐帝國擊敗突厥，成為北亞天下的首領，因此「諸蕃君長詣闕頓顙，請太宗為天可汗」。[21]值得注意的是，天可汗的稱號其實是「皇帝－天可汗」，是「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22]而非單以天可汗身分統治塞外到海南。從此處也可看出唐帝國的二元性。[23]

　　因此，天下領域與宮殿之中有更多胡人便也不足為奇，如安祿山即是被稱作「雜種胡」的粟特、突厥混血兒，[24]他所領導的安史之亂也成為最後一次的胡族建國運動。安史之亂後，由於唐帝國借用北亞天下的政治網絡平亂，轉而失去控制塞北與塞外的能力；各外國內部國語運動的出現，也使得溝通與介入統治更加困難。

　　到了晚唐，隨藩鎮武家與市鎮網絡的興起，「天下」理論離「地上」秩序更是愈來愈遠。毛漢光老師就指出「晚唐魏博牙軍及五代魏博銀槍効節軍常常自擁藩帥，影響政局，其威勢常凌駕藩帥之上。」其綜覽五代，發現地方的職業軍人勢力高過中央派遣的將領，甚至掌控生殺立廢大權，後周將領趙匡胤的崛起也可從此角度去理解。[25]

　　至於市鎮網絡的興起，則可以從黃巢之亂觀察。黃巢身為商人，潛逃時自然是沿著最熟悉的市鎮網絡，這條路也方便補給資源；然而，這是帝國所無法控制的網絡（跟行政區劃雖相近，但不會完全相同）。把時間軸稍微往前拉一些，在杜牧的〈上李太尉論江賊書〉，[26]就可以看見劫江賊如何利用茶商的網絡銷賣贓茶，同時影響唐帝國的江淮稅賦。因此，宋朝開國以後就立都商業重鎮汴京，拋卻過去天下理論中的首都洛陽，而天下理論在中華帝國勢力內的運用也大概到宋告一段落。

屬國與外國

　　中國天下與外國、屬國互動，大概可以追溯到冊封體制。至五胡亂華時期，有更多國家開始在中國天下觀的秩序中得到定位，這可用西元355年，前燕冊封高句麗君主為例，此後高句麗的君主一方面名義上是中國官員，而國家又繼續是外夷之國。至於中亞型國家、東南亞型國家對中國天下的看法與參與情形又各自不同，可以參考甘老師〈從天下到地上〉一文。[27]

　　但除卻歸順的外國，各朝尚各自有外患。承繼前述晚唐的討論，彼時最大的外患應是吐蕃。唐與吐蕃交戰幾乎屢戰屢敗，唐代宗廣德元（763）年，吐蕃甚至曾攻進長安，另立傀儡皇帝，林冠群老師認為這是吐蕃天下秩序壓過中華天下秩序，以上國身分懲罰下國之舉。[28]因此我們可以探問：「曾為天可汗的唐帝國為什麼會輸得這麼慘？」

　　林冠群老師在《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等著作中指出，唐帝國最大的錯誤，或許是錯認吐蕃是游牧國家，也搞不清楚吐蕃自有參酌中國天下、但又有所變化的天下觀，以及相應的擴張企圖；因此唐帝國一直以為吐蕃只是像一般游牧國家，要掠奪資源而已。然而吐蕃是農業為本的國家，不僅要爭奪領土，背後更有宗教性的力量凝聚貴族與國家，並驅使他們打仗。[29]由此我們得知，其實帝國對於邊疆不一定能很好的掌控，有時甚至連一些基本的東西都弄不懂，畢竟不同政團也可能發展出自己的天下觀以抗衡中國天下。

後之視今，今之視昔

　　唐蕃關係是中國史很特別的一章，如林冠群老師考證，早在安史之亂（755年）前的中宗神龍二年（706年），唐與吐蕃便可能曾以對等方式和盟，絕非待到北宋澶淵之盟。[30]但是唐蕃關係史從民初到現在，因為涉及西藏主權的敏感問題，其實學者很難處理。中共民族政策中，官方統一編纂民族誌，即有抹滅西藏過去獨立性的意圖；[31]而近年強化打壓，更使豐富的西藏專書中，獨缺唐蕃關係的重要章節，或是敘述立場極為偏頗。[32]這就像是在民初的民族主義史觀下，天下制度都是用儒家經典的理想情況來探討，強調天下制度的偉大，而忽略了實際的運作情形，這也是甘老師希望澄清的迷思。

我們也可以戴著這副眼鏡去看過去的邊疆研究。

　　既然有學者能以「吐蕃自古便是中國的一部分」為最終論證出發做研究，當然也有「東北自古便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自古便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樣的論證目標。前者最有名的自然是傅斯年先生的《東北史綱》，其道：「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為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矣！」[33]然而此書一出，隨即受到猛烈的抨擊，指其錯誤萬端；後者則近年尚有許多大陸學者或發言人，以統戰為目標喊出這樣的口號。幸運的是，回歸歷史，已有眾多學者駁斥此論調，而點出在康熙帝將台灣納入版圖以前，台灣僅是海外之地而已。[34]綜上所述，也可知曉，讀論文時將作者的背景前景化有多麼重要。

　　重新返回甘老師的論文，我們可以歸納出此篇的三大論點：

　　1. 天下從來是列國並立。

　　2. 天下作為東亞王權制度，為東亞列國統治者所採用，建構國際政治關係與國家地位。

　　3. 「中國天下」與諸國與諸家是不同步發展。

　　讀完這篇論文後，我們也可以思考「政治性的宣示」與「社會實際情況」兩者的互動關係：比如這種宣示是如何被製造運用，如何被散布，而由誰散布？而社會情況又是如何被塑造的，為何當局者有意識的不去看，或者看不見？如此一來，才能從表歷史看見裏歷史，或許，這才是歷史學所要追求的。

註腳

[1] 甘懷真，〈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頁i-x。

[2] 甘懷真，〈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頁iii。

[3] 甘懷真，〈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頁iv。關於文化與權力兩者互動關係的探討，近期受到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影響，也開始關注「權力在微小的、隱密的空間中作用的狀況」，詳參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2014），頁i-xvii。

[4] 甘懷真，〈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頁vi。

[5] 甘懷真，〈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頁vii。

[6] 本節詳參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新史學》十六卷四期，（台北，2005），頁13-56。

[7] 洛陽被稱為「中國」的原因，詳參甘懷真，〈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概念》（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7），頁3。簡言之，當時的洛陽被認為處於三河王權的中心，而「中國」稱號約於西周前期出現。

[8]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1367。

[9] ［漢］司馬遷，《史記》，頁339。

[10] ［漢］司馬遷，《史記》，頁320。

[11] ［唐］杜牧，〈阿房宮賦〉，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7744。

[12] 詳參甘懷真，〈是「周秦漢」嗎？〉，甘懷真的歷史教學與研究，http://kan.blog.ntu.edu.tw/2012/03/19/%E6%98%AF%E3%80%8C%E5%91%A8%E7%A7%A6%E6%BC%A2%E3%80%8D%E5%97%8E%EF%BC%9F/（2019年07月20日檢索）。

[13] 北魏國號之爭詳參甘懷真，〈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頁14-19。

[14] ［漢］司馬遷，《史記》，頁2885。

[15] ［漢］司馬遷，《史記》，頁2044。

[16] ［北齊］魏收撰；楊家駱主編，《魏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20。

[17] ［北齊］魏收撰；楊家駱主編，《魏書》，頁32。

[18] ［北齊］魏收撰；楊家駱主編，《魏書》，頁621。

[19] ［北齊］魏收撰；楊家駱主編，《魏書》，頁621。

[20]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隋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13。

[21] ［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頁5494。

[22] ［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頁5494。

[23] 甘懷真，〈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頁19-22。

[24] 關於胡族身分問題，詳參榮新江，〈何謂胡人？——隋唐時期胡人族屬的自認與他認〉，《乾陵文化研究》（2008，陝西），頁3-9。

[25] 詳參毛漢光，〈唐末五代政治社會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本2分（1979，台北），頁301-360。

[26] 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7787-7789。

[27] 對於東北亞的討論，中文論文主要可參考甘懷真，〈第三世紀辰王政權與東亞冊封體制〉，《新史學》，22卷第3期（台北，2011.9）；同氏著，〈古代東亞國際關係中的高句麗〉，《史學志》，50（韓國：檀國大學，2015.6），餘可參文章原註腳。對於東南亞的討論，老師引桃木至朗, ‘“Mandala Champa” Seen from Chinese Sources’, The Cham of Vietnam: History, Society and Art,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台灣出版界對於東南亞型國家較深入淺出的介紹，則可參考石澤良昭著，林佩欣譯，《亦近亦遠的東南亞：夾在中印之間，非線性發展的多文明世界》（台北：八旗，2018）。對於中亞型國家的討論，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台北：八旗，2018），對冊封著墨較小，但亦詳述中亞型國家勢力變化，以及都護府等制度、與唐帝國關係，可試比較其在天下觀之定位。

[28]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2016），頁391-397。

[29] 較簡短的論證與說明，可參林冠群，〈唐代吐蕃屬性與政治文化研究〉，《中國藏學（CSSCI）》，2013-S2（2013年11月），頁3-20。

[30]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2016），頁23-24。

[31] 此處可與本次史學營，吳啟訥老師的文本對照思考。

[32]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2016），頁49-53。

[33] 傅斯年，《東北史綱》卷首「引語」（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頁3。轉引自周婉窈，〈明清文獻中「臺灣非明版圖」例證〉，收入氏著，《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台北：聯經，2012）頁187-188。

[34] 周婉窈，〈明清文獻中「臺灣非明版圖」例證〉，頁151-188。